櫛風沐雨四十載 弦歌不輟寄知產——中國知識產權回顧與展望
2023年03月30日來源：中華商標協會
劉春田，中國人民大學知識產權學院院長、中華商標協會副會長，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，研究生師從佟柔教授攻民法學，后留校任教至今。他所做過的事也可以簡單地歸納為兩件事，一是知識產權法的教學與研究，另一件是作為專家推動中國知識產權事業的發展。但如果將他的人生畫卷展開來看，卻是一段艱難跋涉的心路歷程。
走上知識產權教學之路
關于知識產權制度，劉春田有著深刻的理解。他認為知識產權源于解決知識分子地位問題?！拔艺J為在工業化過程當中，解決知識分子的地位問題是極重要的一件事。西方先解決了，西方靠什么解決的呢，其實就是靠知識產權制度。我們過去認識不夠清楚，往往把西方社會知識分子劃入資產階級的范疇，視為剝削者，這是不符合事實的的。知識分子要么是創造者，要么是勞動者，但是他們從來就不是剝削者。我們現在應當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?！?/font>
“所謂的工業化，就是大規模復制工農業產品的技術的實現，并且使這種技術產權化。復制對象以及復制的技術本身都是知識分子創造的成果。工業文明在一定意義上，就是解決怎么復制和復制什么的問題。資本主義初級階段如此，今天仍然是這個問題，社會再向前發展也還是這個問題?！?/font>
“封建社會知識分子沒有獨立的經濟地位，主要依附于權、富、貴。在西方國家，通行的是“贊助”習慣。對知識分子，不管在文藝還是在其他方面就是“贊助”。在這種環境中，知識分子不可能有創作自由。而中國特殊一點，實行的是科舉制度，“學而優則仕”?；钭钟∷⒓夹g雖在1000年以前發明，但沒有全面工業化的條件，不可能出現近現代印刷產業。也不可能催生著作權法律制度。到了工業生產之后，知識分子創造活動不再依附于權、富、貴，與投資人和工人之間形成了一種新型的相互依存的關系，不再是依附關系。這種關系的法律變現，就是知識產權制度。因此，在一定意義上，知識產權制度可以稱得上是知識分子，更準確的講，是創造者獲得經濟獨立的權利憲章?！?/font>
在談到自己是如何進入到知識產權法研究領域時，劉春田教授說，這既有偶然性，也有必然性?！拔覍W的是民法。有興趣投身知識產權法領域，對那個東西感興趣，是一種內在、本質的力量作用的結果，有它必然性。民法的理念、原則就是平等，不謀求特權。中國在改革開放后，經濟出現了多元化，社會就有了活力，大家都想自由、富有，但須得之、取之有道?？陀^需要公平，希望有個好秩序。知識產權制度就是一個在市場經濟前提下，追求公平的制度。該制度有利于在公平秩序下的竟爭。另外，它與創造有關。凡是與創造有關的事物，魅力無窮。選擇這個東西也有偶然性，就是在那個時候知識產權法是個全新的領域，而自己對這個領域很敏感，在我看來，這個事情跟自己學的專業一回事，基因一樣，所以選擇了它?？傊?，這與內外因素、社會需要、個人機遇等都有關系?！?/font>
將知識產權法引入教學課程
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，社會上大多數人尚不知知識產權為何物?！艾F在知識產權連拉車賣水的都知道，但在那時候知道這個概念的可謂是鳳毛麟角。那時候我們法律系的老師，百十來人，知道知識產權概念的連三分之一都不到?！?/font>
1985年，劉春田在中國第一個開設系統知識產權法課程。
那一年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寫信給當時的國家教委領導，建議中國為了適應改革開放發展的需求，成立一個正規的機構從事知識產權研究和教育。為此，年尾國家教委召集北大、清華、人大、復旦、華中科技大、西安交大等六所院校的相關人士在清華大學開座談會，想在北京建一個教學研究中心，在西北、華中、華東各建一個分中心，開始在中國高等教育中開展這方面的工作。
“1986年初，世界知識組織來了一批專家談具體實施。改革開放伊始，人們還不太了解外部世界，一說到聯合國的組織恨不得都像世界銀行一樣，認為很有錢。其實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當時沒有現在的條件，就是一個協調機構。后來聽說沒錢，有人積極性受到影響。我們不是為了錢才做這件事的。最終國家教委發了文件，由人民人民大學創建了這個專業?！?/font>
“當時很多人并不看好這個，有些人試了試又放棄了，但是我們是看準了就做下來了。人大是國內知識產權教育的奠基者，是第一家，是開拓者。多年來，我們培養了最多的知識產權專業人才。全國各地實務的，立法的，司法的，高校教師，很多都是我們這培養出來的?！?/font>
“最初沒有教材，授課的內容主要靠外來的資料。1986年4月12日通過的民法通則對我們有很大幫助。民事權利這一章又確實有知識產權這一節，著作權、商標權、專利權都涉及到了。這個從立法角度格局就定下來了，它是民事權，財產權。我們講課也好，研究也好，就是用民法的原則、制度、思想來解釋知識產權法?！?/font>
知識產權事業發展的推動者
教學是劉春田堅持一輩子的事，他的學生很多已經成為知名的律師、企業的骨干。而除了教學，他還見證并參與了中國知識產權事業的發展，尤其是中國很多知識產權法律的制定。
說到這一點，不能不提及那段有關“著作權”與“版權”之爭的故事。
1989年12月24日國務院將著作權法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。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開始審議著作權法草案。因對法律條款爭議較大，第十一次會議未獲通過。隨后草案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、十四、十五次會議上都進行了審議。其間經過有關方面反復磋商，多次修改，著作權法草案終于在1990年9月7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。
在著作權法起草階段，最初一直叫版權法草案，直到后來才改名為著作權法草案。這一更名的背后，同樣有一個曲折而有趣的過程。
劉春田回憶說，為法律名稱而爭論，至今不休者，唯著作權法一例。關于這部法律的名稱，起草中當時有兩種觀點，一些人主張用版權，一些人主張用著作權，形成了立場分明的兩種意見。雙方為此展開了曠日持久的爭論，分別發表了文章闡述各自的觀點。劉春田教授、版權專家劉波林先生是主張使用著作權的學者，已故的另一位知識產權學者、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的鄭成思研究員則屬于主張用版權的一派。
“我和鄭老師的關系非常好，是很熟很熟的朋友，但觀點不一樣。在討論法律名稱時時，我和鄭老師各執一詞。我在《光明日報》上寫文章，闡述這個法應該叫著作權法比較好，鄭老師在《法制日報》上發表文章，說是應該叫版權法?！?/font>
劉春田介紹，中國古代漢語中并無版權概念。版權一詞最初是日本人對英文“Copyright”的直譯。因為很多人最初對版權知識的了解，都是從英美獲得的資料中得來的，因此這些人都認為應當用版權。他們認為，版權是國際通用語，如《世界版權公約》就采用版權一詞。
“我認為，在中國使用版權一詞并不合適。版權容易使人誤解為出版者的權利，而稱著作權法完全沒有誤解的可能。事實上，在中國，版權、著作權兩個稱謂均來自日本。日本先用版權，后改為著作權，沿用至今。我國從清朝到民國時期，歷史上有過三部法律均稱著作權法。臺灣地區現在還用著作權法，新中國用著作權一詞既是歷史的延續，也有利于海峽兩岸溝通與交流?！?/font>
在起草法律草案的初期，一直叫版權法(草案)。有一次會上，劉春田半開玩笑地建議，搞了20多稿，一直叫版權法，是否可以試一試，用一次著作權法，就這一次，如果征求意見時，大家都反對，認為是胡鬧，哪怕下次再改回來，也可以留下一個記錄，免得以后有人不死心，再犯同樣錯誤。該提議得到國務院法制局賈明如、李建和全國人大法工委何山等人的支持。結果，更名為著作權法(草案)征求意見稿的文本向各界發出后，引起的反響非常強烈?！霸瓉斫邪鏅喾ǖ臅r候，很多人以為是出版界的事，很少人關心?？吹竭@次的著作權法(草案)征求意見稿后，對教育、科學、技術、文學、藝術領域的影響很大，很多人紛紛表示，終于要有一部保護我們作者權利的法律了?！?/font>
有個會上甚至還鬧出了笑話。一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在會上表示，這部著作權法(草案)不錯，之前不是還有一部版權法(草案)嗎，可以放在一起審議嘛！
著作權法的名字就這樣被保留了下來，但是不同意見并沒有統一。在草案進入人大常委會審議時，名稱問題仍然討論不休。劉春田回憶，當時主持立法工作的王漢斌找到著名法學家江平，說這部法都快通過了，但名稱還有爭議，你是真正的專家，你說說該叫什么名字？江平出于慎重起見，決定找幾位知識產權專家征求意見。劉春田向江平老師分析了兩個稱謂的短長和兩種意見的理由，主張用著作權法為宜。
最后，這部法律定名為著作權法。但在第五十一條卻做出了這樣的定義：“本法所稱的著作權與版權系同義語?！眲⒋禾镎J為這顯然是一個妥協條款。
“我主張稱著作權法，是因為歷史上版權和著作權的內涵不同。但是無論如何，不要同時叫兩個名，如果最后決定叫版權法，就不要再叫著作權法。兩個名稱容易造成混亂。因為法律不是天書，就是要簡單、明白、通俗，不能讓人產生歧義。有人甚至提出稱著作權既拗口、又啰嗦，版權既上口、又省字。甚至做了統計，用版權一共可以節省多少字。眾所周知，法律文件往往比較啰嗦，不像文學那么活潑、簡捷，為什么呢，就是因為它需要把話‘說死’，如果多用幾個字把話說清，而免得日后大家打官司的話，人們寧可啰嗦。在一部法律文件中，一個法卻稱兩個不同的名字，已經把水弄混，不得已再用大量的口舌和文字篇幅解釋二者的關系，實在是立法的失敗。遇到實踐，就造成更大的社會資源的浪費?！?/font>
“我們說到立法，立法是最尖端的。錯了影響全局，所謂失之毫厘，謬之千里，這句話一點都不夸張。立法就是為天下人而立。司馬遷說過，天下熙熙皆為利來，天下攘攘皆為利往。因為涉及的都是錢財，核心就是財富的問題。如果財富問題說不清楚，最后將會付出巨大的社會成本。所以學者千萬不能義氣用事，要以天下人為已任?！?/font>
說到這里，劉春田坦承，他本人在參與起草著作權法的過程中也出現過嚴重的判斷失誤。當時鄭成思堅持寫入“嚴重的侵權行為應負刑事責任”，但劉春田反對這樣寫，后來反對“成功”，刪除了這一條。隨著社會上盜版活動的日益猖獗，使他意識到了此條的重要性。數年后，在相關的補充法規中這一內容被重點納入進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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